作者：李义梅

认识郭松，源于云南省检察官文联文学协会的成立，作为协会首届会长，组织和主持了协会成立的活动。第一次见面，浓重的川音，儒雅的气质，沉稳中带着灵动，一下子就想到了文学人该有的样子。仔细一了解，才发现，这个会长不简单。出版散文集《生命的秋天》《结伴而行》，在《散文选刊》《边疆文学》《诗词月刊》《诗词》《参花》《诗影响》《检察日报》《云南日报》《春城晚报》等报刊，发表散文40余篇、诗歌50余首，受聘《散文选刊》签约作家，荣获“2017年度中国散文年会”二等奖，是全国检察系统唯一的人。再随手翻看他的作品： 散文《微醺》《书店与书房》《喝茶是平常的事》《烟雨西塘》《丹巴，野性的梦》《怀旧（外二篇）》《大山的雕塑》《精神生活》《小馆子》，诗歌《哈尼风情》《手工活（组诗）》《西南偏南（组诗）》《乡村集市》《酒保（外四首）》《花梗（外一首）》《书魂茶魄》《满江红·军魂》《茶马古道（外一首）》......真是说到口干、数到手软，让人惊叹起敬。

都说只要功夫深，铁棒磨成针。任何成绩的取得，都绝非偶然。郭松在部队的时候，就跟文字打交道，给首长写讲话稿，是有名的“笔杆子”，但公文是单调、枯燥的，文学却是生动、有趣的，不知不觉中他就喜欢上了文学，时不时在《战旗报》发些散文，2006年加入云南省作协。转业到省检察院办公室，材料多事务多，文学曾搁笔十年。然而，文学始终是内心的喜爱。2016年，兼文学协会会长后，再“捡”文学，公务之暇搞创作，呈井喷式爆发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对于写作，郭松颇有心得。他说很多人不能接近文学，恐怕在于观念太固定，而文学恰好是观念不太固定的领域，是对法律和道德的弥补。好人干好事、坏人干坏事，是脸谱化的东西，在文学中没什么价值。只有好人干坏事、坏人干好事，把神降为人，把魔升为人，在文学中才有意义。

对于投稿，他说是写作的一部分，不冒泡泡是常事，作品虽没发表，但给了建议意见，等于上了写作课。开始担心编辑没看，后来想不看也是态度，说明你的稿子不入法眼。投稿有点吃百家饭的意思，领教的文学期刊越多，对自己的认识就越客观，提高也就越大。投稿被编辑选刊，特有成就感，就跟求爱答应了一样，被名刊聘为签约作家，获全国性散文奖，兴奋得眼波涌荡、喉结耸动。

他说文学写到一定时候，会遇到停滞不前的“瓶颈”，感觉就差那么一点点。这个时候，不能停下来，一旦放下笔，就再也不想写了，是那种写伤了的感觉。这个时候，谁也帮不了你，只有靠自己挣扎。去年七月中旬，他参加《散文选刊》作家班学习，蒋建伟主编留言签名的两句话：“放松，是阅读的最佳状态，也是写作的最佳状态”，颇获他心。人不是雕塑，长年摆着思想者的姿势没用，有趣味的文字，只有在放松的状态才能写出来。放松就没什么目的和压力，放松就不装、不卖萌，不放大自己那点小情绪，不写那种娇情而无真情的东西。文字朴实了，感觉就亲近了，就像隔壁邻居，串门就过去了。

郭松的散文不像大河而像小溪，低语而慢流，清凉而不冻人，属于小畅灵那种，多半是懒洋洋的，就像漫步一条背街小巷，漫不经心、不疾不徐地走着，嗅得着油盐柴米、市井俚语的味道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秉承一种理念——真诚，真实表达个人的感情和思想，尽量呈现与读者共鸣的东西，力争在发出个体声音的背后，能够听见集体的声音。他说文学是灵魂在场的写作，若形式和技巧都完美，但没有心脏的跳动，就不会有任何感动。

郭松是个双重性格的人，现实中的他理性，文学中的他感性。这也应验了一个话题，作家是长不大的孩子，沉湎幻想，专注内心，追求完美，想过别样的生活，还有孤僻和叛逆，种种属于青春的特质，在心里蹿腾着，一直挥之不去。有一次，他跟朋友喝茶聊天说：“人深层的幸福，其实跟权力金钱无关。”谁知朋友反驳他：“你这种话，到街上说说看；街上什么话都有，唯独没有你这样的话。”作家就是这样，内心有很多诗意的愿望，现实却摘去飞翔的翅膀。

作为文学协会会长，郭松不仅带头写作，还指导会员写作。他经常收集资料供会员学习，特别关注会员的写作动向，用自己的心得传授写稿经验。对懒于或敷衍写稿的同志，他会较真地批评，像个手执教鞭的老师。会员对他敬，也有些“怕”，但总能有所收获，开始在省以上文学期刊发表作品。

不是每一个写作的人，都能成为像莫言那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，像曹文轩那样的安徒生奖获得者，也未必能成为达官显贵、豪绅名士，但一定能成为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的人。活得纯粹、简单的郭松，偏居一隅坚守文学，深耕自己的精神领地，以业余作家的身份，追求专业作家的水准，在浮躁的世风里活出了持重的风景。

（作者单位：云南省水富县人民检察院）